公共卫生、传染性疾病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传染性疾病一直是危害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是人类生命最大的“杀手”。过去几百年，传染性疾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世界各国疫情防控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认识病毒以及传染性疾病的自然规律
事实上，病毒以及传染性疾病一直伴随人类的发展。传染性疾病的存在、流行有自然的规律。流行病迁移理论（Epidemiologic Transition Theory）将人类的健康与疾病史分为四个时期：一是瘟疫和饥荒；二是传染病大流行的减弱；三是退行性疾病和人为引起的疾病；四是衰老、慢性疾病、新发传染病（如HIV/AIDS）、古老传染病的死灰复燃（如结核）。目前，人类已知的病毒种类超过1亿，但人类了解的只有5000种左右，还有更多的病毒是否致病，人们是没有技术储备的。
人类疾病的75%来自于动物，老鼠、蝙蝠、猴子这三种动物带有病毒的量、种类是最多的。与这些野生动物接触过程中，病毒可能就会突破人种的屏障，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最典型的就是艾滋病。另外，生物恐怖也是值得重视的。生物恐怖病原体分为三类。天花病毒、鼠疫杆菌等致病性强，容易传播，易引发国家安全隐患的属于A类。布氏杆菌、脑炎病毒等致病性稍弱，相对易播撒，需专业检测的属于B类。黄热病毒、汉坦病毒等具有潜在高致病性和致死率的属于C类。这些病毒一旦被恐怖分子、敌对势力、分裂势力等用作袭击武器，就会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甚至导致城市或者国家陷入瘫痪。
我国公共卫生体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在当前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基本架构中，疾控中心的双向领导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地市级的疾控中心既要向上级疾控中心上报，又要接受所在地政府的指导。这就容易导致当地政府瞒报的情况出现。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最根本的是要以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传染性疾病不能瞒，也瞒不了，要如实上报，这是传染病防治最基本的道理。政府各个部门的政策都要考虑到公共卫生，形成“大健康”的理念。
以往公共卫生建设是跟着“瘟神”走的，发生疫情后采取应对而没有做到未雨绸缪。SARS发生以来，我们国家公共卫生状况有所改观，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另外，从中央到地方，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待遇低，人才流失严重的问题一直存在，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这就为疫情防控留下了很大隐患。
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生活上的完好状态或完全安宁，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道德健康。影响健康的因素也很多，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社会因素、医疗条件、生活环境等因素复杂交织。如今，慢性病成为主要健康问题，经血和性传播传染病防治也面临巨大挑战，需要严防梅毒、淋病等性病死灰复燃。2017年，全国报告梅毒病例47.5万例，淋病13.8万例，分别位居法定报告传染病的第5位和第9位。
针对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问题和挑战，应当在上游筑坝，从源头控制健康危险因素，减少发病、延缓重病，增加上游健康人群，减少下游疾病人群，进而控制疾病增量，降低疾病负担，推动医疗卫生体系减负、提质。
充分发挥疾控中心的核心作用
公共卫生是通过有组织的社会行动，高效率地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心理和身体健康。从预防保健的观点出发，研究人群健康、疾病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采取预防保健、社会卫生和公共政策的措施，维护和促进人们的健康寿命。公共卫生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公众健康，以人群为重点，是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技术问题，强调医防融合和多部门协作，强调社区行动和全社会参与。公共卫生涉及整个社会的公共政策，需要政府领导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我们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主干，主要职责是预防控制各类疾病和健康危害因素，履行政府公共卫生职能，也是社会公共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任务包括疾病预防和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疫情报告以及涉及健康因素信息处理；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干预；实验室检测分析与评价；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技术管理与应用研究指导。
应对疫情，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应该具备五大能力：一是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二是疾病预防控制服务能力；三是“一锤定音”的实验室检定能力；四是公共卫生科学研究能力；五是信息利用和循环决策能力。充分发挥疾控中心的核心作用，要把疾控中心打造成具有疾病和健康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和预警能力的“侦察兵”，快速部署各项疾病防控和健康因素干预措施的“战斗队”，应对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和突发事件的“消防队”，以及助推公共卫生政策规范和标准的“参谋部”。
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时期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将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作为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把握大城市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基本规律，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持以人为本、系统治理、科技赋能、法治保障，以能力建设为主线、人才为根本、改革为动力，加大公共卫生投入力度，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加快打造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都市功能定位相匹配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率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大城市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之路。
